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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盈彩网app走势图2023-12-04 17:48

经历“最冷假期”后，华强北商户寻找“春天”******

　　阅读提示

　　在严查货品来源的管理要求下，“水货”手机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深圳华强北的大批手机商户遭遇“最冷假期”。不过，他们借助之前的经验积累，纷纷谋求新的出路。有的将销售渠道从线下搬到线上，还有的转向回收、销售国产或国行二手手机。

　　走进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记者发现高高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大红色横幅显得格外醒目——“依法依规经营，严禁销售无合法来源产品”。

　　“我们严格查验货品来源，要求出示相关凭证、发票、收据等材料证明来源合法，才允许售卖。”近日，飞扬时代大厦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守一天，亏一天”“一部手机只能挣百元差价，利润减半”“有客询价却无货”……在严查货品来源的管理要求下，“水货”手机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的大批手机摊贩面临集体转型。

　　告别“水货”后，华强北商户该何去何从？记者采访了解到，商户们借助之前的经验积累，纷纷谋求新的出路。有的将销售渠道从线下搬到线上，有的尝试将“战场”转向回收、销售国产或国行二手手机。

　　借助从业经验实现转型

　　销售二手手机，尤其是“水货”手机，对华强北倒卖二手手机的年轻人(被称为“背包客”)而言，曾是一项具有售后风险的工作。为了避免售后问题，验货、测试是“背包客”的必备技能。

　　“拿回去有问题的手机，‘档口’老板不认账，不肯退换，就只能自己花钱修好。”“背包客”钟杰直言，自己也曾因拿了问题机吃过亏。如果问题手机导致客户退货，“背包客”不仅要承担来回几十元的邮费，还会耽误客户销售，影响信誉。

　　在飞扬时代大厦，售卖、维修、物流服务实现了“一条龙”。“背包客”们在档口拿到货后，测试发现有问题，不出大厦就能解决维修问题。一些“背包客”还懂得一些简单的维修技术。“货运过来都是没有修理过的。拿货时，只能将同一型号的整批货都拿走，不能挑选，质量参差不齐。”凭借长期的经验积累，遇到一些小问题，“背包客”林冲锋逐渐学会了如何维修。

　　在转型过程中，档口老板和“背包客”们利用先前的经验积累，或开设线下实体店回收、转卖国行或国产二手手机，或通过分享手机挑选、使用、维修的一些小技巧吸引一批粉丝，拓展客户来源，开辟线上销售渠道。

　　转卖国行“靓机”

　　“iPhone12，128G，国行双卡双待全网通5G，价格2580元”“高价回收，好坏二手手机都收”……翻开近期陈立群的微信朋友圈，记者留意到，他已经逐渐告别“水货”行业，将“战场”转到国行“靓机”。

　　“二手手机新旧程度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按外观成色区分，可以分为大花机、小花机、靓机、充新机。只要屏幕花了，都不能算是靓机，只能划为花机。充新机就是有使用痕迹但可忽略不计。”“背包客”钟杰介绍，作为“搬运工”，客户需要什么货，他们就拿什么货，但要保证是原装机。对从业者和客户而言，国行“靓机”的售后相对“水货”更加便捷。

　　去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要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同时鼓励“互联网+二手”模式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引入第三方二手商品专业经营商户，提高二手商品交易效率，推动线下实体二手市场规范建设和运营。国家不断释放利好政策，对二手手机回收行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成立工作室、开二手手机店、入驻互联网二手交易平台……记者了解到，华强北的档口老板和“背包客”们正以多种方式开辟自己的二手手机回收和交易业务渠道。

　　线上销售，“小单快跑”

　　将档口退租后，林冲锋尝试线上销售，试图通过短视频社交软件积累客户。“我在社交平台以视频形式分享基本的手机维修知识以及不同型号手机的小技能，吸引了一些粉丝，有少量发展成了客户。”林冲锋说。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背包客”，发现有不少华强北从业者以视频形式介绍如何购买性价比高的二手手机以及手机摄影技巧、维修技能等。这些期望通过线上销售谋求转型的“背包客”中，既有粉丝数量寥寥者，也有人积累了近20万粉丝。“粉丝中大部分人对二手手机感兴趣，当有购买需求的时候，自然会找到关注的博主。”林冲锋如是说。

　　此外，也有一些手机摊贩尝试销售品牌新机。与飞扬时代大厦不同的是，华强北远望商城主要销售各品牌新机，是全球最大的“一站式”手机、数码产品采购中心。

　　在远望商城租有档口的叶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属于经销商，相当于做多个品牌手机的批发业务。经销商能从厂家、代理商处以较低价格拿货，主要客户是电商平台的店家。“与‘水货’相比，利润肯定低一点，但属于合法经营，‘小单快跑’，这也是不错的行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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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张少宣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刘关关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

　　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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